1950年6月10日，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了枪声。
当天下午，一个家庭坐在收音机前，听到了那个让他们心惊胆战又松了一口气的消息。
养母死了，他们安全了。
这场悲剧里，阿菊一家真的只是被迫卷入的无辜者吗？当一个人为了活命主动送另一个人上刑场，这算自保还是算谋杀？
朱枫来台湾之前，阿菊特地跟左邻右舍打过招呼，说自己的亲姑妈要来住一阵子。
这个说法听起来挺正常，毕竟谁家没个亲戚来往。
邻居们也没多想，看着这位穿着得体、举止优雅的中年女士进了阿菊家的门。
朱枫对这个养女一家向来很好。
她不是那种只挂个名分就不管不顾的养母，逢年过节总会想着给阿菊家里添置些东西。
展开剩余92%这次来台湾，临走前还专门送了块玉给阿菊，又留下一笔钱。
这些举动在当时看来就是普通的长辈关心晚辈，可现在回想起来，倒像是在交代后事。
阿菊收下那块玉的时候心里是高兴的。
养母对自己这么好，谁不感激？孩子们围着朱枫转，叫得亲热。
那段日子表面上看起来其乐融融，一家人和和气气。
可谁能想到，这份表面的和睦下面，暗流早就开始涌动了。
朱枫自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
她离开前的那些举动，送玉、留钱，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慎重。
她是不是已经预感到这趟台湾之行凶多吉少？还是说她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？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没人能回答了。
王昌诚在电讯局工作，这个位置在那个年代很敏感。
他每天接触各种信息，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比普通人敏锐得多。
朱枫刚到台湾没多久，王昌诚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
养母突然来访，没有明确的理由，行踪又有些神秘，这让他起了疑心。
他开始旁敲侧击地问阿菊。
阿菊起初还护着养母，说人家就是来看看我们，住不了多久就走。
王昌诚不死心，继续追问朱枫在大陆的情况，问她最近都在做什么，认识些什么人。
阿菊被问烦了，加上丈夫一直强调"咱们得为孩子想想"，最后还是松了口。
她告诉王昌诚，朱枫之前在舟山有个落脚点。
这个信息一说出口，阿菊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。
王昌诚听完后沉默了很久，那种沉默让人心里发慌。
他在盘算，在权衡，在做一个关乎全家命运的决定。
孩子们在屋里玩闹，完全不知道大人们在商量什么。
阿菊看着丈夫的脸色，心里也开始害怕起来。
她隐约猜到了王昌诚要做什么，可她没有阻止。
恐惧让她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站在丈夫这一边。
王昌诚做了决定。
他没有选择保持沉默，没有选择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而是主动找到了上级。
他详细汇报了朱枫的情况——什么时候来的，住在哪里，之前在舟山的落脚点在哪儿。
每一个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像是生怕漏掉什么重要信息。
这份报告等于给朱枫判了死刑。
那个年代的台湾，对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是什么态度，王昌诚心里清楚得很。
他知道这份报告意味着什么，知道朱枫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。
可他还是递上去了。
他后来是怎么面对阿菊的？两个人晚上躺在床上，会不会聊起这件事？阿菊有没有问过他"养母会不会有事"？王昌诚又是怎么回答的？这些细节现在都无从得知了。
我们只知道，他们做出了选择，一个用别人的命换自己平安的选择。
朱枫被捕后，案子办得很快。
那些追查下来的线索，那些被挖出来的情报网络，有多少是从王昌诚提供的那个舟山落脚点顺藤摸瓜找到的？没人统计过，也没必要统计了。
反正结果就是，朱枫被定性为"红色女谍"，等待她的只有死刑。
朱枫被关押期间，阿菊一次监狱都没去过。
不是去不了，是不敢去。
她怕被人看见，怕被人问起，怕把自己和养母的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邻居们问起"你那位姑妈呢"，阿菊含糊其辞地说"回去了"，然后赶紧岔开话题。
监狱离阿菊家其实不算太远，坐车也就一个多小时。
可这段路对阿菊来说，比去大陆还要遥远。
她每天照常买菜做饭，照顾孩子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
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会不会想起朱枫送给她的那块玉？会不会想起养母离开前看她的那个眼神？
王昌诚更是绝口不提这件事。
他在单位照常上班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同事们问起他家里那位亲戚，他也说走了。
谁都不知道，这个看起来老实本分的电讯局职员，刚刚把自己的亲人送上了绝路。
朱枫在监狱里会想什么？她会怨恨阿菊一家吗？还是她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，所以临走前才要送玉留钱，算是最后的交代？这些问题困扰了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人，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。
因为朱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或者说就算留下了，开心庄园交流群也不可能流传出来。
1950年6月10日下午，阿菊家的收音机打开着。
这在当时很正常，家家户户都习惯听广播，了解外面的消息。
可这天下午播出的新闻，让阿菊一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播音员用那种特有的腔调，宣读着当天在马场町刑场处决的"匪谍"名单。
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念出来，每念一个，就意味着一条人命消失了。
念到朱枫的名字时，阿菊的手抖了一下。
她在择菜，一把青菜掉在了地上。
王昌诚坐在一边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
孩子们还不懂事，继续在屋里跑来跑去。
只有夫妻俩知道，那个被枪毙的"匪谍"，就是前不久还住在他们家，给孩子们买糖吃的"亲姑妈"。
收音机继续播着，阿菊弯腰去捡地上的菜。
她的眼泪掉下来了，可不知道是因为伤心还是因为害怕。
王昌诚点了根烟，深深吸了一口。
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？是松了一口气觉得危险终于过去了？还是感到愧疚和自责？恐怕两种情绪都有，混杂在一起，让人说不清道不明。
这一天过后，阿菊家再也没人提起过朱枫。
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，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家。
那块玉被藏了起来，朱枫留下的钱花得一点不剩。
他们用这些钱给孩子买了新衣服，添置了家具，日子继续往前过。
朱枫被处决后，遗体的处理一直是个问题。
当局不会主动联系家属，更不会举办什么葬礼。
那些被枪毙的"匪谍"尸体，通常草草埋在乱葬岗，或者干脆火化了算完。
阿菊知不知道养母的骨灰在哪里？就算知道，她也不敢去认领。
去认领就意味着承认关系，承认自己跟一个"红色女谍"有牵连。
在那个年代，这种牵连能毁掉一个家庭。
孩子上不了好学校，大人丢掉工作，全家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，这些后果阿菊想都不敢想。
王昌诚更不可能让她去。
他好不容易通过告密洗清了嫌疑，证明了自己的"忠诚"，怎么可能允许妻子这时候去给朱枫收尸？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不是给当局添麻烦吗？
朱枫的骨灰就这么不知所踪了。
没人知道它被放在了哪里，也没人去寻找。
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地下工作者，连一个完整的墓地都没有，连一炷香都没人上。
她的养女一家安安稳稳地生活着，用她的死换来的平安生活着。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。
阿菊一家从来不提这件事，外人也不知道他们跟朱枫的关系。
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时间到了几十年以后，朱枫被追认为烈士。
那些当年被处决的地下工作者，一个个得到了平反和表彰。
朱枫的事迹被写进了党史，她的照片被挂在了纪念馆里。
阿菊和王昌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已经是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。
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。
那段往事似乎已经被时间冲淡，可当"烈士"这两个字出现时，所有的记忆又重新涌了上来。
阿菊开始失眠。
她总是在深夜醒来，想起朱枫临走前看她的眼神，想起那块玉，想起收音机里播出死讯的那个下午。
愧疚像虫子一样啃噬着她的心，让她日渐憔悴。
王昌诚也不好过。
他从当年那个壮年汉子变成了佝偻的老头，走路都不稳了。
可心里的负担比身体的衰老更沉重。
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。
那份递上去的报告，那些提供的情报，直接导致了朱枫的死。
他们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这些。
孩子们不知道，邻居们不知道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退休老人。
可他们自己心里清楚，他们欠朱枫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
朱枫成了英雄，成了被纪念的烈士。
阿菊夫妇成了什么？他们算受害者吗？好像也说不上，毕竟他们活得好好的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他们算加害者吗？他们会说自己只是为了自保，为了孩子，没有选择。
可事实就是，他们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朱枫的死。
这对夫妻在愧疚中度过了余生。
每次看到关于烈士的报道，每次听到有人提起那段历史，他们都会心虚地低下头。
他们用朱枫的命换来的平安，最终变成了一生的折磨。
阿菊夫妇确实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，他们只是想活下去，想保护自己的孩子。
可问题在于，保持沉默和主动告密是两回事。
他们本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他们选择了后者。
王昌诚那份详细的报告，那个舟山的落脚点，直接把朱枫送上了绝路。
这已经不是自保，而是以别人的命换自己的安全。
人性在极端环境下会暴露出最真实的一面泽村玲子，这对夫妻做出了他们的选择，也承担了一辈子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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